荥经县工商局 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推进主题实践教育活动

杨海坤主编：《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

因为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不仅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但需要看到的是，土地用途管制是一个目标，在实践中，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该征求意见稿发布后，专家们依然有多种意见。区片综合地价的确定，应当考虑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区位、供求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评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规划管制也是落实这个目标的方式，但其弊端就小一些。三、征地补偿的定价机制 再次，在土地征收补偿领域，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征用农地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通过制定区片综合地价来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其二，未来将出现两个相互分割且互不流通的建设用地市场，即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由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征收储备之后供应建设用地，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则由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供应经营性建设用地。

笔者认为，在土地管理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方面，征求意见稿确实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依然存在着偏差，需要进一步改革。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话，那么，其一，集体所有权人能够有偿出让的建设用地估计只有一些没有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废弃或破产的乡镇企业用地。毕竟法律规定财产权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人们像守财奴那样，整天看守着自己的财产，而是要用这种财产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服务于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

（二）这类权利的存在与物质条件、经济发展无直接的关联。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此寻章摘句的研读，是否会破坏宪法的整体性理解? 但众所周知，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余乃法律理解上的通则，根据这一规则，除非有不同的规定，宪法所列举的特定事项便被确认为有意排除了未列举的其它事项。特别重要的证据则是宪法文本本身，《宪法》第 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询问权没有规定在宪法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上。

在这里，自由与权利并列，本身就说明制宪者将自由和权利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此，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确保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宪法基本权利应有权能的合拍，是任何主张法治的国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通过对宪法中权利条款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利规定，现列表如下，以期更为简明扼要地了解宪法文本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利有无等级上的高低呢?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三种权利在法律的地位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参考文献】 [1]国旗保护它的反对者———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J]．洪鸿，翟志勇，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2):141－160． [2][英]K．C．惠尔．现代宪法[M]．翟小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侯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4][美]马克·图什内特．宪法为何重要[M]．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5][德]卡尔·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M]．李君韬，苏慧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英]马克·尼奥克里尔斯．管理市民社会———国家权力理论探讨[M]．陈小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M]．黎建飞，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8][英]克莱尔·奥维，罗宾·怀特．欧洲人权法：原则与判例[M]．何志鹏，孙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美]皮文睿．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M]//．张明杰，译．夏勇.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1]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波兰]JanuszSymonides．人权的概念与标准[M]．杨雅婷，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 [13][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M]．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修订译本)[M]．米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5][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6][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M]．王保民，王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7][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8]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M]∥．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9]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0][英]戈登·葛拉姆．当代社会哲学[M]．黄藿，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21][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2][英]诺曼·巴里．福利[M]．储建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3][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M]．王守昌，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4][英]亚当·斯密．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讲演录[M]∥．亚当·斯密全集(第6卷)．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4． [25]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 [26][美]路易斯·亨金．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念：一种比较考察[M]∥．张志铭，译．夏勇．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7][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8][意]阿尔多·贝特鲁奇．从身份到契约与罗马的身份制度[J]．徐国栋，译．现代法学，1997，(6)：90－94． [29][美]斯蒂尔·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胡玉鸿，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从立法体制上而言，一方面要对普遍的主体作出法律上的规定，确认其权利和义务。

综观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特定身份者主要有：（一）劳动者（第 42 条、43 条）。（八）夫妻、父母、子女（第 49 条）。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 34 条）、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权、依法取得国家赔偿权（第 41 条）、劳动权（第 42 条）、休息权（第 43 条）、退休权（第 44 条）、物质帮助权（第 45 条）、受教育权（第 46 条）。就此而言，实体法上的人可以尽其本性来进行法律上的活动，而程序法上的人则可能要戴上面具，扮演与其本性完全不同的角色。

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5]。例如网络社会时代对人权的保障等。

另一类是公共的，它涉及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而对个人及其财产提出的权利性主张。在我国宪法文本中，这又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类型： （一）存在规定某一事项的法律是某一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

此外，《宪法》中也提到了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4条）、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8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11 条）、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18 条）等集体单位的权利和利益问题。至于财产权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取得的权利，如财产权，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法律角色 依据汉语辞书的解释，级差是指在等级上存在差别[1]。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中，也的确可以区分出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利：一种是不受阻碍的权利，也就是消极权利。第三，自然权利相对来说有较为固定的范围，而人权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越来越广泛的新型权利。

同样是布莱克斯通对此作了论述，他指出：为了以个人最期望的方式表彰那些对公众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时又不至于对社会造成任何负担，一个治理有序的国家必须对个人的地位等级和所享荣誉有明确的区分，这样才能激励他们这种虽然有时略显野心勃勃，但却值得推崇的为社会服务的热情，并促进个人与个人之间在这方面相互竞争。其次，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平等地位。

如果不能持续这种尊重，那么使社会关系法律化的目的就会被削弱，直至其丧失所有的意义。可见，身份的存在就是以人是否享有和他人不同的权利、义务来决定的。

正如学者谈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言论自由……时指出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话，国会并没有被禁止采取任何有关言论自由的行动。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中央一级国家机构除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行使的职权本身就是不能由其他人代行的特权外，对作为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专门安排了某些普通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包括：（一）《宪法》第 72 条规定的提案权。

庞德认为，权利的利益言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一种某人拥有的应予确认和保护的利益。在这样一种依附关系之下，公民对国家必须有最基本的忠诚，同时也以这种身份与其他公民发生政治上的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承载第一种型权利的是宪法，承载第二种类型权利的是法律，而在第三种类型权利中，则由国家来作为保障和实施权利的主体。然而，细绎我国宪法的条文则可以发现，同为基本权利的规定，涉及不同的权利类型中则有不同的表述，而其中是否与法律相连，又是个中的关键所在。

查现行《刑法》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并不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它只是指社会中的部分人或大多数人，人民的反面是敌人[10]，他们并非国家权力的所有者。

实际上，上述有关自由的规定，除各民族关于语言文字权和风俗习俗的权利外，分别代表着人类自身的三个重要指向：一是精神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等。从这个角度说，积极权利的背后伴随着一个积极行动者的概念：如果没有示威的决心，示威的权利就形同虚设。

[5]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宪法》第 36 条中，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活动是分别规定的，对于后者，宪法上有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由于出任公职所需要的条件和资源，因而自然就会派生出源于职务的某种特权。

没有精神上的自由，人只能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必须存在一个在其中我不受挫折的领域。上述有关公民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的实现，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就业条件、休息休养设施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否则，即便在理论上公民可以拥有这些权利，但要么是权利的质量太低（如只有很少的医疗保障待遇），要么就是权利根本无法获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当然还必须说明的是，公民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表述。而殊相者，不同性质、形态之谓也[2]。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当然，宪法既然是根本大法，只能允许其他法律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进行调整，而不能根本性否定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例如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表，本该在会议上畅所欲言，表达民意，但如果这种发言和表决会受到事后追究，必然会出现众人噤声的不良局面，对于代表们根据民意和良知作出公允的判断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法律限制。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在公民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基本权利的事例中，真正的皮恰恰是国家赔偿法而不是宪法。